我们的大女儿帕特是个外向、好强,并且任性的女孩子。我知道她很有潜力,她也是个基督徒;但是在少年期,她却表现得很好动且生活无定向。我丈夫弗莱德和我总是尽力帮她出点子,可往往事与愿违。帕特和一个叫凯伦的女同性恋合租一套公寓。凯伦也是我家常客,可对于她的同性恋行为,我们一无所知。由于凯伦所表现出的阳刚之气,一位熟知青少年内幕的好友向我们透露了他的怀疑。他所用的词汇让我们一头雾水,例如:“butch (充当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和“lesbian (女同性恋)”。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们夫妻俩也在巴西和圭亚那当过宣教士。这些词语对我们完全陌生。

一天晚上,当我们坐在客厅闲聊时,帕特把她和凯伦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和在同志吧里得到的那种被接纳感告诉了我。我顿时心如死灰。之后的沉默也变得漫长和凝重。我不停的想:“这孩子怎么敢说这些事情?她还是基督徒呢,怎么干如此卑劣肮脏的事情?到底两个女人一起可以做些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些怪想法以及帕特的改变。我能感觉女儿无声地请求我的理解,“求求您,爱我吧!即使是现在特别是现在!”我的心却因过分悲哀而变得麻木,当我现在回首往事时,我只有感谢上帝给我的自制。当帕特坦白这一切时,我只想愤怒地尖叫。但相反,我平静地给他解释同性恋是一种罪,并且会毁了她的未来。我也只在圣经里面读过有关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它总是和淫乱的性关系和上帝的毁灭联系在一起。对我而言,同性恋行为已经超过了我能接受的最低线。我们的女儿真的如此沉沦吗?无论我们的感受如何,我们别无选择。帕特是我们的骨肉之亲这点永不改变。尽管我们反感她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家的门永远为她敞开。

在帕特混迹于同性恋社区的那些年间,我们了解到那些自称为“同性恋”的生命中充满了伪善、谎言、毒品和酒精。他们深受伤害,满是哀愁。我丈夫弗莱德和我开始祷告。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但是这次我们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我们感觉好像失去了一个我们挚爱的亲人一般。她的脸还是如往常一样熟悉,但整个人却陌生起来。为此痛失,我流泪不止。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是继续正常地工作。我是我们地方医院妇产科的助理护士长。如今我回首,发觉我的工作也许保持了我的思维正常。它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想点别的事情。可无论医院的时间表有多忙,我总是想起帕特,不停止地为她祷告。“主啊!”我求告道,“求你保护她,你是她唯一拥有的。让她立足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磐石上,好让她永不动摇。”

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帕特有好几次大剂量地服用过药物。看着我的女儿经受这么大的内心挣扎,我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般大起大伏。撒旦与上帝在争夺她的灵魂。对我而言最可怕的经历是帕特因为大量服药而被送往医院急诊室。这种事情竟然在我工作的医院都发生了好几次。在这些所有的经历中,我从来没有因为身为一个所为“失败”的母亲而羞愧过,不论是对帕特还是对我自己。我很焦虑,但从不羞愧。因为我坚信上帝最终会胜利。有一次凯伦和我们一同在候诊室。我知道她也是深受伤害。她连哭都不能顺畅地哭,时而嚎啕,时而打嗝,很是难受。我张开双臂抱住她。少过片时,我看着她的眼睛问她:“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吗?”作为母亲,我也经历过被拒绝的痛苦。女儿已经是成年人了,根据法律医生也没有必要向我谈论她的健康状况。我感到无助,无用,完全地被拒绝。好像看起来我已经完全置身事外。

一天,我正在上班。忙碌的一天刚刚过去,一个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在电话的另一端,我听到的是争抢、尖叫、以及片断的对话:“救命呀!”……“给我一把刀”……“神经病!”帕特正和另外两个女人打架。我听着这一切,心里恐惧战兢。我离她太远了,我能做什么呢?我要打电话给警察吗?到底发生什么了?也许,这时候最痛苦的一个问题就是:“主啊,我还要忍受多久?”又有一次凯伦打电话给我,“把你的女儿带回去,我再也不想看见她了!”当我们到达她们的公寓时,两个女孩儿正在争吵打架。帕特一路哭着回家的。我们把电话换成了一个不在电话簿上的号码,但是找她的电话还是源源不断。接下来的几年,帕特搬出搬进家里好几次,但还是不停地和凯伦混在一起。

尽管是一团糟,弗莱德和我还是坚持向帕特敞开家门。帕特在我们家什么时候都受到欢迎。很多时候,我一连几个小时倾听她讲述痛苦的经历,尽可能对她表现出无条件的爱。我另外两个女儿感觉好似被忽略一样,因为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帕特身上。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我记起了为了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而撇下九十九只羊的好牧人。我的处境多少有点相似。我确保我的“好”孩子们有基本的满足,然后我把自己完全投入到那失丧的那个孩子上去。我记得又有一次帕特回到凯伦身边。我已经到达我忍耐的极限了。愤怒充满我的胸膛。我在心里喊道:“好吧!如果凯伦和你罪恶的生活方式对你而言这么重要,你就下地狱去吧!我一定忘记你看看我在不在乎!”但是过不了多久,我的愤怒化为泪水,生活依旧继续下去。

我女儿给我带来的这种痛苦和拒绝让我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家里时,我常常哭泣。工作上,我的表现也不如以前。我也时常感到疲倦。家里其他人开始为我的健康担忧。二女儿琳达也开始憎恨她的姐姐。但就在这不久,我最后把帕特交托给上帝。“主,她是你的。我把她完全地交托给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在管她了。”作了这个决定后,我的重担轻省了很多。现在完全是由神来改变她的生命了。我们把此处境跟几个很忠心的朋友分享,他们也为次祷告。这些祷告连同上帝的话语一起让我有力量继续奔走前方的路。有一天,我在福音书店逛,发现了马纪瑞.路易斯的《受伤的父母》。过了不多久,又读了约翰.怀特的《在痛苦中的父母》。感谢神,让我读到这些十分有帮助的书。我并不为帕特的事情有负罪感。“我坚持认为我们一直都是好父母。直到很久以后,其他的一些有关同性恋的书才让我开始质疑到帕特问题的根源。我还是在问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一旦我知道自己好心办了错事,我就会从神和孩子那里求赦免。

事情的转折点是当弗莱德认识了另外三对基督徒夫妇时。“你们愿意在下一年为帕特祷告吗?”他问他们。“我们希望看见她重属耶稣。那一年年终时,她的生命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了,我的信心也因而得以加强。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帕特脱离同性恋的圈子给她带来巨大的伤痛。当她挥泪离别凯伦时,她需要的是安慰。她感觉是与亲密的伴侣离异,我们用同情和理解来帮助她。离开凯伦后,帕特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一个普通的朋友家里寄居了一年。在她看来,这是向“正常生活”迈进的一步,也是要做出很多调整的一年。在我们看来,她好像认为自己的家并不够好。“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不理解。尽管帕特最后终于回到家里,这条复原的道路依旧崎岖:又一次的大剂量服药,又失业,还有感情的起伏不定。帕特和我都在坐感情的过山车。可是上帝后来用他自己的方式紧紧抓住了她。让我们高兴的是,在有几次面对回归原有生活的诱惑下,她下定决心不让撒旦赢得她的生命。

1980年一月份开始,帕特重新回到主的家中。我看见她的生命中充满了上帝一系列奇妙的医治。我所学到的最大的功课也许是认识到成年的孩子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他们有做决定的自由也有承担一切后果的德责任。帕特所做决定的后果不是我该负的责任。做父母一点不容易。尽管过去我也犯过一些错误,上帝是信实的。在他的完全看护下,我有信心面对未来。